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赌场网论坛,一个香港青年看"香港青年"

 2020-01-09 12:56:19
[摘要] 同样地,很多香港学者尝试分析本地青年,但在反共反内地意识形态影响下,分析更是极为偏颇:将香港青年美化成“反抗极权的民主斗士”。至于香港青年参与修例风波的原因有很多。首先,香港青年就如青年人普遍的那样,容易患有“激进病”。香港青年真正支持的不是“港独”,而是“独港”。

赌场网论坛,一个香港青年看

赌场网论坛,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梁韦诺

香港中文大学“大中华地区的政府与政治”硕士

这次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其中,自6月至今,五个月以来已经有近六千人被捕,当中有四成是学生,学生之中更有近四成是未成年,情况堪忧。“香港青年”这个群体因而成为了社会焦点。

有不少内地学者对香港青年作出分析,尝试探索他们的思想及其来源。虽然当中不少是青年学者,但毕竟他们不在香港生活,无可避免会多少带点纸上谈兵的味道;亦有“港漂”(在港读书或工作的内地人)尝试分析,但由于他们并非在香港土生土长,留港时间亦未必很长,观察往往带点片面,尤其是暴徒殴打内地旅客、打砸内地企业商铺后,更会激发他们对香港青年的怨恨,分析可能出现偏差。

同样地,很多香港学者尝试分析本地青年,但在反共反内地意识形态影响下,分析更是极为偏颇:将香港青年美化成“反抗极权的民主斗士”。当然,也有香港学者能够公允地分析青年,但他们的年龄普遍较年长,与青年沟通的程度较低,缺乏第一线的接触。

有朋友提议笔者写一篇文章,分享一些对香港青年的看法。先交代一下笔者的背景:

笔者出生于殖民时代的香港,是所谓的“九十后”(1990年代出生),在公开大学及被称为“暴大”的中文大学毕业。换言之,笔者可算是土生土长的香港青年。因此,对于“香港青年”这个群体,笔者去分析算是相对有点优势,希望将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分享给观察者网读者。

当然,笔者的经历和观察无疑也带有主观性,而且“香港青年”作为一个群体,当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想法,笔者无法一一说明及分析,因此以下观察只能作为参考之用,不能一概而论。

香港青年的思想

不少内地朋友跟笔者聊天时,都会问:是否真的有这么多青年参与暴力活动?为何会有这么多青年参与?到底香港青年在想什么?

笔者观察到,身边绝大多数朋友及同学(中学及大学)都参与了这场修例风波,有亲身参与和平集会及游行的“和理非”,有手持盾牌及制作汽油弹的“勇武派”。即使因家人反对或工作关系等因素而无法亲身参与的青年,亦会选择在网上分享“文宣”予以支持。笔者身边反对的朋友寥寥可数。换言之,香港绝大部分青年支持“反修例”或/及参与这场风波,是客观事实。

至于香港青年参与修例风波的原因有很多。

首先,香港青年就如青年人普遍的那样,容易患有“激进病”。他们往往充满激情、贪图刺激,对权威产生厌恶,甚至挑战权威。在他们看来,政府和警察就是权威的化身,自然对它们产生不满。蒙面的作用,使青年觉得即使犯罪亦难以被追究刑责,“贪玩”心态驱使他们连党结队参与暴力活动。

还有,传统媒体及社交媒体形成强大的回声室效应,仿佛香港所有人都在无条件支持他们。例如11月11日,李姓老伯直斥暴徒“你们都不是中国人”,竟遭暴徒淋易燃液体并点火,导致老伯四成皮肤二级烧伤,情况危殆。事后,网上出现大量支持暴徒的讯息,包括“蓝丝废老该死”、“不完美,但可接受”、“年青人加油”、“暴徒是警察假扮的”,“是该名老伯先动手”等等,意图将暴徒的暴行美化,将暴徒说成英雄、义士。加上“光复香港、时代革命”等口号,不断催眠着青年,使他们永远觉得自己做的事是正确的,是为了崇高理想而做的。

李老伯的夫人事后接受央视采访(图片来源:视频截图)

此外,青年行事比较冲动,而且很容易受到煽情画面影响,产生出义愤及仇恨(尤其是所谓的“警暴问题”)。当网上的有心人制造煽情“文宣”(例如示威者血流披面、被警察制服拘捕的画面),青年就会不加思索、人云亦云地将“文宣”分享。

最夸张的例子是8月31日警察到太子站执法,拘捕不少伪装成市民的暴徒(所谓的“831事件”)。事后有人造谣,指警察在站内打死“平民”(但所谓“死者”是谁都不知道,连名字性别都不清楚),笔者身边不少朋友不但在网上发表仇警言论,要警察“血债血偿”,还亲身到太子站“坟墓”前献花上香。这个可算是群众心理学者勒庞提出的概念“集体谎言”的最佳例证。当然,还有大量谣言,例如“新屋岭事件”及陈彦霖自杀案等等,本文无法一一尽录。

由于修例风波有大量青年参与,有不少人高呼香港青年终于“政治觉醒”了。那么,到底香港青年对“民主”、“港独”、“中国”、“英美”等重要的政治概念有什么看法呢?

香港青年对“民主”的看法

虽然从五年前的“占中事件”(港人称为“雨伞运动”),到现在修例风波的“五大诉求”,都有争取“真普选”的要求,仿佛两者都是所谓的“民主运动”,但实际上,依笔者所见,大多数香港青年对“民主”的认识极为浅显。哪怕是笔者在政治系的同学,都几乎不懂“民主”为何物,只视“民主”为真理,是好东西。

当你问香港青年“民主”到底是什么,他们要么支吾以对,要不就直接回答是普选。在他们眼中,普选除了是达致“民主”的“最佳”(甚至是唯一的)方法,更是解决香港一切深层次问题的办法。换言之,普选就是万能药。

香港青年对“港独”的看法

有民调显示青年的“香港人”身份认同感有上升趋势(例如根据2017年港大民调中心的调查,青年自称纯粹“香港人”的比率接近七成,为回归后有记录以来最高),加上大多数“港独”组织皆由青年组成(例如“本土民主前线”的梁天琦及黄台仰、“青年新政”的游蕙祯及梁颂恒、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及周浩辉等等),这就造成一种假象,仿佛大多数香港青年都支持“港独”。

梁天琦(图片来源:港人讲地)

然而,并非大多数香港青年都支持“港独”。根据2017年中文大学有关“民意与政治发展”的调查,支持独立的青年人只有一成半,反对独立的青年则超过四成。

根据笔者的观察,香港大多数青年都深知“港独”是不可能、不现实的。香港青年真正支持的不是“港独”,而是“独港”。

“港独”与“独港”不同,前者是指建立一个新的、完全跟内地脱离的国家或独立政治实体;后者则是名义上属于中国,但实质上维持高度(甚至是完全)自治,不受内地的任何干预或影响。在他们眼中,甚至错误地把“一国两制”等同于“独港”。

从这个意义上,我们才能理解为何会有那么多青年高呼“一国两制已死”、“要争取自决”、“捍卫自主空间”。正是由于回归后内地与香港交流比以前更频繁,以及无法建立能够确保“代表港人”(实为反对中央)的人士成为特首的“真普选”制度,青年就视之为“赤化”,认定是“一国两制”的失败,因此他们才高呼“光复香港”,要求将香港变回以往与内地区隔的“独港”状态。部分青年继而选择更激进、更虚无的政治主张,例如“港独”或“归英”,但总体上仍属少数。

香港青年对内地与中国人身份的看法

从整场修例风波来看,我们不难观察到参与者充斥着恐共恐内地心态。基于这种心态,香港青年很容易相信谣言,例如在运动初期,笔者身边不少朋友都分享了“在香港高呼‘结束一党专政’会被送到内地监禁”等有关逃犯修例的“懒人包”,因而支持“反修例”。

6月上旬,笔者曾经与一位支持“反修例”的好友饭聚,当时局势尚未如后来那般恶劣,而且这位是相熟多年的好友,所以大家能够畅所欲言。当时,我问他为何反对修例,他就说了类似上面提到的谣言。事实上,这位好友就如大多数反对修例的人一样,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完全缺乏认识(例如“双重犯罪”原则、八不移交条目等等),反对的理由只是人云亦云。

然而,在修例风波爆发之前,香港青年对内地的恐惧及抗拒并非如现在般严重。笔者认识的青年都会经常往返深圳、广州等地旅游,看内地的综艺节目,光顾内地商人在香港开的商店(例如某知名茶饮品牌在沙田新城市广场开张,随即有大量顾客排队,当中不少为年轻人) 。

可见,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对内地产生好感(至少不反感),但政治上,香港青年普遍敌视内地政府(中国共产党)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。据笔者观察,大多数香港青年实际上并不认识以上两者,只是在他们眼中,错误地认为两者就是“极权”(当然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“极权”的定义),简单来说就是坏的,因而产生厌恶。

换句话说,香港青年对内地的认识很薄弱,他们的恐共抗共反共心态亦非建基于扎实的理据,而是类似宗教信仰的价值判断,视内地的政治体制为恶魔。在大多数香港青年眼中,民主与内地体制的关系,就是真理与恶魔的关系,即至善与至恶的关系。他们觉得,民主是好的,内地体制是坏的,是反民主的,内地因而无民主,甚至阻碍香港人追求“民主”真理。

然而,风波发展至今,香港青年在文化上对内地的认同感亦已大幅削弱。除了拒绝回内地旅游,“勇武派”更在不少在港内地企业或被视为亲内地的企业店铺大肆破坏、在铁闸喷上“支那”等辱华字词,而“和理非”亦宣扬建立所谓的“黄色经济圈”,呼吁公众只到支持修例风波的商户光顾,杯葛内地或被视为亲内地的企业。不难预见,风波过后香港青年与内地的厌恶感及疏离感很可能会更加强烈。

总括而言,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国族认同,有部分更自认具有排外性的香港人身份,对中国人及中华民族的身份嗤之以鼻。当然,并非所有青年都会否认自己是中国人,例如笔者与朋友到日本旅游,要在入境表格中写上国籍,他们都会主动写上chinese,而不是hong kong。然而,他们对中国人身份,表现出的是无可奈何的感觉,只是视之为现实,并非真诚主动对中国人身份产生认同感及自豪感。

香港青年对英美两国的看法

这次修例风波之中,最令笔者的内地朋友摸不着头脑的地方,就是示威者对英美两国的态度。我们不难看到示威者高举英美国旗及写着“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解放香港”横幅的画面,乞求外国支援他们,甚至认为英国可以根据三条不平等条约将香港收回。

在内地人眼中,英美两国是剥削及压迫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,英国甚至曾经殖民香港,香港人理应讨厌殖民者。然而,香港青年不但不视殖民史为耻,反而引以为傲。难怪有内地朋友称香港青年为“香蕉人”(黄皮白心)。

笔者观察到,香港青年对英美两国大致上存在三种看法:

第一种看法是热爱英美两国,认为两国是民主自由人权等进步思想的代表。因此,他们真心相信英美两国会帮助示威者争取民主,共同对抗内地。这种看法与上述对“民主”的看法是一脉相承的。

第二种看法是认为英美两国也不是好国家,尤其是美国。他们深知其四处侵略的恶行,但相对于“最坏的中国”,英美两国只是次坏。他们亦知道英美两国并非真心支持示威者争取民主,只是出于利益而抗衡内地,但出于“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”的考虑,他们愿意寻求英美两国支援。这种思想与上述对内地的看法相关。

第三种看法是对英美两国都没有太大感觉,只是认为高举这些国旗,既能够吸引国际传媒报道,好像把事件推上了国际舞台,又能使内地政府丢脸。可见,这种看法带有“拿来主义”的味道。因此,除了英美两国国旗之外,示威者还高举加拿大、乌克兰、“中华民国”、加泰罗尼亚等旗帜。

(图片来源:香港东网)

香港青年的思想来源

那么,到底香港青年的思想从何而来呢?有人认为,是修例风波导致青年“觉醒”,激发了他们“对抗极权”(实质是恐共反共)之心。然而,这种看法无疑是将因果关系调转了,是先有恐共反共心态,才激发了这场修例风波。

然而,这并不代表青年的思想是先天的(所谓“天然独”、“天然统”、“天然爱国”),也不是从天掉下来的,而是后天长期潜移默化而成的。简单而言,意识形态通过各种渠道去影响青年,包括家庭、学校与媒体等等。

家庭

家庭方面,大量青年参与暴力活动,当中不少更只有十二、三岁,显示父母缺乏对青年的约束力。一方面,很多父母都要上班,根本无法得知子女行踪。即使知道子女参与暴力活动,亦无法阻止。

事实上,自风波爆发以来,很多青年与他们的家人因政见不合而翻脸,不但不瞅不睬,甚至不准他们回家,结果当然是削弱了父母对青年的约束力。更甚的是,有些父母会带同自己的子女参与示威游行,说要让他们早点学习云云。这样一来,反政府、反共的意识形态就在青年的思想里扎了根。

学校

至于学校,更加担任着教化的作用,对青年的价值观及世界观的形成发挥着重大影响。

首先,教师对学生的影响最为直接。众所周知,在教育界之中最具影响力的组织正是属于泛民阵营的教协。当然,我们不能只因很多教师加入了教协,就一概而论认定所有教师都是反共的。然而,根据笔者的个人经历,确实有教师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向学生灌输反共意识形态。

例如在笔者求学时期,教师会在课堂上播放反共机构制作的视频片段,以及带学生到反共机构在城大的所谓“展览馆”参观。很久以后,笔者偶然在网上找到从其他角度分析内地政治风波的纪录片,才得知世上原来存在与那些反共资料不同的信息,但像笔者这样能摆脱这位教师灌输的意识形态的同学,只属极少数。

至于课程设计及教材,最为人诟病的相信是通识教育科。教材内容的偏颇,《文汇报》曾经对此作出详尽报道,笔者就不再多谈。笔者曾经修读通识教育科,确实从中学会了批判性思考及多角度思考。换言之,通识教育科教导的主要是思考方法。然而,在面对政治(尤其是巨大的政治风暴)时,青年往往难以维持理性思考,结果“批判性思考”只剩下批判,多角度思考变成了单向度思考。缺乏理性思考的“批判”,只会发展成一种充满偏见与不信任的“宗教信仰”。

更甚的是,香港青年普遍缺乏对香港史的认识,这就要从中国历史科说起。先声明,笔者手头上没有相关教材,只能凭自身记忆去分析。

笔者已经忘记初中时期到底有没有在课堂上接触到香港史,即使有的话印象亦很模糊,可能是由于笔者当时年幼所致,亦有可能是由于课程内容只属“蜻蜓点水”。事实上,自2000年课程改革以来,中史被编入“个人、社会及人文教育”范畴之中,大部分学校把中史科纳入“综合人文科”,因而变得零碎化及矮化,而有关香港史的内容,只占初中中史科课程约五分之一,授课时间及内容少上加少。

笔者最有印象接触香港史的时间是高中时期,那时笔者选修世界历史科,当中有一个课程是香港史。虽然课程内容及资料比初中丰富,但框架基本上与初中的课程无异。

笔者接受的历史教育,可说是一种时空上被切割的香港史。

第一个切割点是“香港开埠”。1842年,英国逼使清廷签订不平等的《南京条约》,将香港岛割让给英国,开启了英国在香港的殖民统治。笔者当年接受的香港史教育,正是以1842年“香港开埠”为起点。

看起来,将“香港开埠”视为香港史起点,好像是理所当然。然而,这是绝对错误的做法,把香港史等同于殖民史,仿佛香港在殖民者统治以前是没有历史的,是殖民者赋予了香港“历史”一样。

事实上,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,香港历史亦从来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。那怕中国政府自1842年起失去了对香港的管治权,香港与中国的关系都没有因此而割裂,两者依然密不可分。

以香港经济为例,香港历史上两次重大的产业结构转型,正是由于中国大陆的影响所致。由起初的转口贸易转型至制造业,是因为朝鲜战争期间联合国宣布对中国实施禁运,对香港的转口贸易造成沉重打击,因而发展制造业;由制造业转型至服务业,则由于内地实施“改革开放”后,大量香港资本家将工厂“北移”,导致香港的制造业失去发展动力,因而转型至服务业。由此可见,即使中国政府从1841年起失去了对香港的管治权,香港的发展亦从来没有与中国的发展分开。

然而,由于“香港史等同于殖民史”的错误史观,香港仿佛自1842年起就从中国切割开来,香港被视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社会、拥有一个独立于中国的历史。在这种史观之下,香港历史能够独立地发展。即使有受中国影响,亦只是以个案呈现,缺乏与中国历史整体发展的联系。例如省港大罢工,除了是发生在香港的历史事件,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反殖反帝运动的部分,但这个重要意义在殖民史观下被刻意淡化了。可见,这次切割是香港与中国的切割。

第二个切割点是“六七暴动”(左派称为“反英抗暴”)。殖民史观将“六七暴动”前后分成两段历史时期(1842-1967,1967-1997)。

“六七暴动”(图片来源:中评网)

“六七暴动”被镇压后,时任港督戴麟趾为了平息民怨而推行“民政主任计划”、改革香港的劳工法例、推行六年义务教育等等,被视为港英政府“善治”的开端。及后担任港督的麦理浩所推行的大幅度社会改革,包括十年建屋计划、九年义务教育、成立廉政公署等等,更被塑造成港英“善治”的典范。当然还有港督尤德、卫奕信及彭定康的政制(急促)民主化。以上呈现的,正是港英政府“善治”的形象,然后再透过将这种形象放大,试图淡化殖民者劣迹斑斑的殖民史。

这种史观将殖民史分成“劣治”与“善治”两个时期,并制造出一种假象:无论殖民者在香港做出多少恶行、香港人民在殖民统治之下生活有多困苦,“六七暴动”以后,殖民者好像已经改过自身,愿意推行社会改革及推动民主化,以改善香港人民的生活。这样一来,殖民史就不再是充满压迫、剥削的血泪史,而是由作为恩主的殖民者所带来的“文明史”。

换言之,这种历史教育是以殖民史为基础的。这个课程所呈现的,一方面是香港与中国的割裂关系;另一方面是英国殖民者对香港的“善治”,而香港的“现代化”亦拜英国殖民者所赐。这样一来,香港的殖民史就被塑造成一段“光辉岁月”:香港当初“有幸”被英国殖民,才得以建立内地所没有的“文明”。

这种被切割的香港史,导致了青年培养出一种强烈的“恋殖”心态及对中国的疏离感。加上国民教育的长期缺位,以及媒体的作用,导致香港青年缺乏国族认同,自认为中国人的青年愈来愈少,反共反内地心态则愈来愈强。

媒体

至于媒体,则可分为传统媒体及社交媒体。从笔者观察,香港青年惯常地阅读香港电台、《苹果日报》、立场新闻等反共媒体,亦经常收听由不同反共人士担任主持或所谓评论员的网上电台节目。

然而,相比传统媒体,社交媒体更加是青年获取资讯的主要渠道。除了facebook及instagram,高登、连登等讨论区更备受青年热捧。这些讨论区不但充斥偏颇资讯及假新闻,更有大量公然煽动仇恨、暴力,甚至宣扬恐怖主义活动的贴文。讽刺的是,这些媒体的存在,就证实了香港言论自由确实得到充分(甚至过分的)保障。

香港青年与香港未来

在这个严密、广泛、强大的意识形态机器影响之下,试问有多少青年能够摆脱这种反共反内地意识形态?像笔者般左倾、拥有爱国主义思想的青年,无奈地在香港只属极少数。笔者多年来就因这种立场而受到不少冷嘲热讽,“五毛”、“走狗”之称此起彼落,多少友谊因政见不同而破裂。对思想的坚守,换来一次又一次的人身攻击。

这种感觉就如已故台湾左翼作家所言一样:“问题是眼前,是当下,人们不理解你。这是社会主义运动里常有的事情,除非你回到三零年代全世界一片红旗。我一直是一个人走的。”

但相对于因捍卫爱国立场而遭受皮肉之苦的英雄,笔者所受的可算是“小儿科”。事实上,在修例风波之中,拥有爱国主义立场的人被攻击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。9月16日,一名周姓男子只是说了一句“我是中国人”,就被数十名黑衣暴徒围殴至昏迷危殆。11月11日还发生了前文提到的李姓老伯被烧事件。在中国的土地下,爱国竟然会惹来杀身之祸,这是多么的讽刺?!

在所谓的“连侬墙”上,示威者贴上印有毛泽东有关青年的名言——“世界是你们的,也是我们的,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”的海报。

没错,香港属于青年,但同时属于幼年、中年及老年人。青年人不要太过自以为是,以为香港是我们独享的,就能够为所欲为。我们必须懂得尊重他人,尤其是长辈,不要因政见不同就左一句“蓝尸”、右一句“废老”去人身攻击对方,须知青年现在拥有的一切,都是上一代辛苦建立而成的。当青年反驳林郑月娥那句“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”时,不妨想想自己又如何对待持相反意见、同属社会持份者的人?

当然,将来香港必然掌握在青年手中,这就意味着青年肩负起重大的责任。然而,单靠满腔热血和激情,没有培养出足够的智慧和能力以应对真正的问题及其根源,无论青年如何“爱港”,香港亦只会在青年手中继续沉沦下去。将来,作为成年人的我们,则无可避免要面对下一代青年人的责难:是我们亲手把香港毁灭,是我们破坏了下一代的未来。

- 完 -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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